杨丹校长访谈录

撰稿：admin   2022年07月12日   浏览 2149 次

2022年6月24日，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，同时也是北外国际商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杨丹教授，来谈一谈他的博士培养理念和心得体会。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我们的访谈通过线上方式进行，访谈内容如下：

主持人：在您看来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在博士培养方面具有怎样的特色？

杨丹：国际商学院的博士培养特色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培养有家国情怀、有全球格局、有专业本领的“三有”人才的生动体现，突出表现在全球化和智能化两个方面。

全球化主要指范围的拓展。即立足于北外“语通中外、道济天下”的办学使命，实现研究视野、学术交流、就业范围的全球化开拓，让我们的博士生精通外语，超越外语，不但能研究本国本地区问题，也能研究全球不同区域国别的问题；不但能在国内顶尖期刊发表论文，也能与海外学者合作，在国外顶尖期刊发表论文；不但能在本国就业，也具备参与全球学术就业的竞争力。

智能化主要指新技术的适用。即立足于北外在自然语言方面的传统优势，依托北外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等优质平台，让智能化为博士生赋能，提升博士生运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学术研究和专业实践的能力，让我们的博士生不但能熟练掌握传统研究方法、研究范式，也能应用机器学习、神经网络、数据挖掘等前沿方法研究、解决问题，在智能化发展中求是创新。

总的来说，全球化和智能化的特色，二者相互促进、相辅相成，通过聚合、融合和联合等三方面举措来促进博士生水平高质量提升。

聚合（方向），指挖掘北外101种外国语言和区域国别教学资源，融合语言和商学，聚合研究方向。目前国际商学院老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两大类：一是全球化视角的研究，即基于国际样本研究商科问题，进行国际比较研究，得出全球维度的商学原理；二是智能化视角的研究，比如智能会计、文本分析等。因此可以说，国际商学院是“小而精”的，是国际化和智能化的。

融合（学科），围绕语言和商学这两个学科，通过“外语+商学”培养模式，推动学科交叉融合，引导博士生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、在研究资源上有机整合，提升博士生专业复合创新能力。语言与商学之间具有较强的内在联结，都是关注“沟通”的科学，都是关注“人”的科学，底层学理都是关于人的“认知和行为”。两者之间的交叉融合有其必要性。比如说，探讨从经济学角度看待语言问题（语言经济学），或者反过来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会计、金融、管理、人力资源等问题。

联合（资源），指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科联合育人。比如在本科层面，与中央财经大学有“英语+金融学”，与北京理工大学有“英语+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”等A+学科的联合培养项目。在博士等层面，与西南财经大学在学术研究以及博士生、博士后培养等方面长期合作，与长江商学院合作推出了“北外商学院+长江商学院联合本科直博项目”，希望用一流的教育资源让博士生有信心、也有能力创造一流、成为一流。

主持人：目前国际商学院的博士培养机制，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地方？

杨丹：我认为北外国际商学院的博士培养项目做得不错，高起点，同时又有国际化、智能化的定位特色。尽管开设博士项目的时间不长，但这样历史包袱反而较少，能一开始就站在较高起点，直接引入新的博士生管理模式，实行新的研究范式训练，确立新的培养定位和培养范式，同时结合北外国际化、智能化特色，培养高层次、国际化人才。特别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肯定：

一是培养方向的标定既有继承又有创新。国内“管理科学与工程”的二级学科由学校自行设置。我们设计博士培养方向时，并不是完全像“会计学”“市场营销学”等传统二级学科那样设置，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，结合北外国际商学院的实际特色创新发展。比如“智能会计与金融科技”这一研究方向，就是基于“会计学”和“金融学”，与国际商学院的智能化特色相结合。其余五个学科研究方向也均在传统学科基础上，融合了国际商学院的智能化、全球化特色。

二是培养机制具有较强的开放性。近些年，国际商学院与多家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合作，尤其是在博士培养方面，刚才也提过，与长江商学院共同推出了“北外商学院+长江商学院联合本科直博项目”，在培养机制方面保持开放态度。学院一直在积极地探索和创新博士培养机制，在提升自身软、硬件建设的同时，也充分协同校外资源，深化校际合作，实现各校优势的强强联合，共同打造高层次、国际化的学术人才。

三是师资资源和招生质量在不断提高。国际商学院始终对标世界一流，持续引进优秀师资资源，学院老师普遍具有优秀的外语水平、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，学术声誉不断提高，在国内外顶尖期刊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。高质量的师资资源为博士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与此同时，学院博士项目的招生质量、报考人数也都有显著地提高。

主持人：目前国际商学院的博士培养机制，还有哪些地方不完善、需要进行改进？

杨丹：北外国际商学院的博士项目一直保持着较快较好的发展速度和质量，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影响，但是面向2035，对标一流，我们既要总结21年来不断发展的成功经验，也要学习兄弟院校成熟、成功的做法，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”。

首先是生源质量。应加大对北外国际商学院博士培养特色的宣传力度，吸引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的队伍。例如宣传介绍博士生就业、老师教学科研情况，增进同学们对北外国际商学院的了解。或者通过硕博连读、直博、研学活动等方式，吸引优秀的本科生就读直博项目，从而既让那些在本科便就有志于学术事业的优秀年轻人，能够有更长的培养时间、更稳定的培养周期，也能提高博士生的生源质量和培养质量。

其次是培养体系。应进一步紧扣定位和特色，优化培养流程。目前我们博士项目基本形成了完备的培养体系，但还需进一步做好“小而精”，结合办学定位进一步彰显全球化和智能化特色。譬如说，不断更新研究方法的训练，扩展学术和实务界资源，进一步拓展全球合作网络建设，用全球的资源应对全球化培养的需要，用智能化的资源培养具有“智能+商学”融合研究能力的优秀研究者。

最后是国际化。国际化是北外的特色，也是北外国际商学院的特色。面对疫情导致的海外项目冲击，我们采取了线上教学、研修等方式促进海外学术交流，与面对面的教学互动相比，影响确实存在。疫情之后，我们计划为本科、硕士和博士同学提供在校期间100%的出国交流机会，并利用国际商学院本身全球学术交流网络，实现全球化博士培养。把各国作为课堂，把全球作为校园，让博士生既具备全球化视野和对象国体验，同时又有全球治理的视角和知识体系。

主持人：北外国际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开展了联合培养项目，请您谈谈开设这个项目的目标？

杨丹：北外国际商学院与长江商学院合作的总体目标是强强联合、优势互补，打造高层次、国际化学术人才。第一，北外国际商学院有深厚国际化传统和资源优势，以及“本科—硕士—博士”完备的培养体系；长江商学院有非常好的MBA、EMBA、EE项目，在培养高级管理人员方面经验丰富，同时也有丰富的优秀海外师资力量。我们希望通过博士联合培养项目，让北外国际商学院的学科培养体系在合作中进一步提高层次、扩大全球影响；同时也让长江商学院形成完整学术培养体系，更好地发挥学院老师的学术价值。

第二，联合培养也有利于解决我们的学术赤字问题。北外拥有较多优秀海外博士生，但博士生较少在海外就业。中国大学走向世界，必须要跨过这一门槛。只有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具备国际竞争力、能在全球市场就业，中国大学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。因此，这个项目虽小，但也是中国大学培养体系走向国际的重要体现。

第三，两校联合既是学生培养的合作，也是学术研究的合作。一方面，通过两校优质资源联合，以及从本科到博士的直博培养方式，能保证博士培养的高层次、国际化、稳定性和持续性。同时，联合培养也促进了两校教师的合作研究。通过强强联合，我们不但能研究国际问题，也能研究本国问题；不但能在国内顶尖刊物发表文章，也能在国外顶尖刊物发表文章；在智库服务方面，也能够产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财经领域智库成果。

因此，我们既拥有国际化师资力量和全球学术就业的博士生，同时也立足中国实际，培养服务于中国发展的优秀管理者、学术人才、各行业精英，这是两校合作的重要出发点。两校联合就是为了实现培养质量和研究质量的双提升，将优势资源对接，形成优秀学术共同体，扎根中国大地，也眼望世界。

主持人：您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导师，也是全国工商管理优秀教学团队的负责人，您在培养博士生方面有哪些心得与体会？

杨丹：老师是我终生的职业，也是我最喜爱的职业，能把我的兴趣、工作和能力很好地结合起来，所以我非常享受成为老师，与同学们一起成长、教学相长。我担任了近20年的博士生导师，确实培养了不少博士生，他们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。做导师是一份荣誉，也是一份责任，是值得坚守的重要使命。我的博士培养心得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：要做博士生的学术导师、职业导师以及人生导师。 

首先，作为学术导师，要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理念，指导博士生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，培养他们的学术能力。学术培养既要有共性的一面，也要有个性的一面，这样可以达到夯实学生基础，同时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目标。一般前两年是共性培养，通过方法训练、文献积累、研究锻炼，培养学生作为学者的基本素质；后面两到三年是个性化培养，根据学生个人特点及研究兴趣，选择有价值的学术方向进行探索，给予相应指导。在日常培养中，我组建了老、中、青相结合的导师团队，引入很多海外合作导师，共同指导学生学术研究，使学生能获得全方位、系统性地指导，拥有国际化、前沿的研究视野。总的来说，学术导师不是大包大揽，而是要做好资源的总协调人，让学生享有最好的培养资源，帮助学生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实、更远、更长。

其次，作为职业导师，应持续地、包容地给予博士生职业发展指导。我对于学生未来从事什么工作持开放态度，不论他们从事学术职业还是去了其他地方，我都十分支持，也希望能在他们不同的职业通道上给予指导，并在这个过程中教学相长。例如，我毕业的博士生很多都在211、985大学工作，面临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诸多压力。我会与他们分享我的经验，帮助他们排解工作中的烦恼或者共同求解学术创新上的困扰。如果碰到我不熟悉的领域，比如业界、政界等，我也会找相应领域的精英对他们进行职业指导。

最后，作为人生导师，我觉得要以人为本，帮助学生成长、成才。学生走出校门、面向社会时，不仅面临职业问题，也面临组建家庭、恋爱、为人父母等人生问题。我会和他们的师母一起与他们谈心交流。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有正确的“三观”，在职业上成为优秀学者或业界精英，在生活中也成为好的儿女、伴侣、父母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，一个有理想、有担当的社会一分子。

主持人：您觉得博士生应注重培养哪些素质？

杨丹：我觉得对于不同博士生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领域，也可以有不同的研究兴趣和特长，但首先还是要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，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基本素养：

第一是严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。这是学术发展的基石，也是学者安身立命的基础。所以我特别注重学生学术道德的培养，要求他们时刻保持警醒，不要出现任何学术不端的行为。年轻时候如果犯一次错，未来将付出巨大的代价。虽然研究很困难、研究会失败，但是研究不能是假研究，要做真研究、研究真问题。

第二是保持对学术和现实的敏感。其一，要对学术的前沿保持敏感。不断地了解最新的学术前沿，浏览和涉猎相应学科、甚至是不同学科的研究话题。其二，对现实问题也要保持敏感。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巨变，这个过程中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话题，对这些实践问题保持敏感对于学术很有帮助。

第三是擅长团队协作和沟通。所谓“学术交流”，没有交流就没有学术，任何学术都在交流中产生，并在交流碰撞中裂变提升。在团队协作过程中，能够取长补短、互利共赢，而协作的前提是沟通，所以协作和沟通能力非常重要。我经常说一个公式，就是不要经常做“A是否大于B”的比较，而是要多做“A加B是否大于A”、“A加B是否大于B”这样的考虑。即不要局限于与别人做比较，而是要考虑两人合作，是否比一个人更好。答案基本都是肯定的，肯定会更好。由于学术一般需要批判性思维，而协作则要取长补短实现共赢，两者思维方式不一样，所以学者需要有一个思维方式的切换，协作能力的培养也尤为重要。例如在疫情前，我经常利用假期带着同学们校外走访，与实务界进行交流，在产生成果的同时锻炼他们的沟通交际能力。

主持人：对于即将入学或低年级的博士生，如何安排好博士阶段的时间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
杨丹：对于本科、硕士和博士同学，我都有个共同的建议，就是首先要明确目标。确定目标，找准正确方向，比努力更重要，或者是努力的前提，否则就可能要走弯路、走错路，南辕北辙。 

例如，在本科阶段，我认为四年学习最大收获就是确定“干什么”或“一定不干什么”。到硕士阶段，建议朝着明确的目标努力：想去业界，就多实习，培养就业所需能力；想继续读博，就培养学术研究能力。到博士阶段也一样，无论将来在学界还是业界工作，此时最基本的方向是立志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。因为研究能力是你博士毕业以后走向社会最大的比较优势。所以博士阶段有挺多事情要做，但时间有限，一定要抓住基本，把基本的动作做得熟练有序，把自选的动作也做得精彩纷呈。最基本的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是掌握研究范式，打牢基础。不同学科最大的门槛在于研究范式的不同，但基本思路是基本相通的，掌握研究范式实际上就是掌握了研究的规范化“套路”。例如在做实证性研究时，在提出一个待检验问题后，还需要进行理论分析，实证研究设计，运用实证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验证。因此要掌握主流的研究范式，为以后的研究打好基础、筑牢根基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训练。

第二是勤奋阅读文献，把握研究脉络。文献积累是选题的关键。研究范式的掌握，相当于拥有了工具，但是把工具用在何处，检验什么问题，就需要文献基础。通过梳理文献，可以了解某个领域的研究达到什么程度、目前研究存在哪些问题，就能找到突破点、创新点，提出选题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”。没有大量文献积累，那么就有可能提出的选题已经被研究过，或发现不了潜在的选题，或难以科学评估选题的重要性。

第三是学会边干边学，积极参与研究。并不需要掌握透了再开始做研究，有一定方法和文献基础就可以边干边学，尽早动手撰写论文。文章从有想法到最后发表是很长的周期，一开始可以先模仿，然后尝试提出初步想法，写出研究提纲，收集数据，进行实证，撰写初稿，再通过学术交流广泛搜集意见、不断打磨，经历投稿和反复修改，最后发表出来。要把这个过程熟练地掌握，在过程中进一步熟悉文献和凝练方法，因此边干边学很重要。我之前在这方面也走了一些弯路，觉得要把经典全部读完、方法全部掌握后再开始做，导致我一开始成果出得很慢，也比较好高骛远，总想研究供给需求、分工交易这样大的问题。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小的缺口去突破，使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国企改革实践，发表在了《经济研究》上，这极大地激励了我的学术热情。因此要学会在干中学。

第四是了解实践变革，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敏感度。时代是思想之源，实践是理论之母。当前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，给中国和世界的改革发展带来很多新的变化，每一个变化就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题。比如说大家知道中国股票有ST、PT的制度，我的几个学生关注到这一制度最近变严了。如何评估这次改革的效果，便产生了一个研究课题。因此了解实践变革很重要。对于中国学者，了解中国实践尤为重要。中国丰富的制度变革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话题，中国的资本市场和经济总量全球第二，但是目前中国话题的相关研究数量显然是跟这些不相称，在学术上还存在很多研究空间。这就是产生选题的资源宝库。

第五是多进行学术交流，不断拓展视野。要多和别人合作，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火花，相互激励，共同进步。比如我鼓励我的博士生跟硕士生一起写文章，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可以相互联系，初步的硕士研究成果还可以成为以后博士选题的重要方向。同时学术交流过程一定是开放式的，可以与更多老师和同学一同交流。现在网络这样发达，学术交流更加高效，可以多多参加线上学术论坛、各个大学的论文研讨会，从中汲取营养。

最后是学会问问题。大家看文献、学习研究方法时总会产生问题，但很多同学不敢、不善于问问题。“学问”，首先要学会问。学会问问题是很重要一个方面，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傻的。所以一定大胆的问问题，在这一过程中激发对方的思考，也激发自己的思考，同样也是做学术的一个关键。

主持人：对于高年级博士或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，如何去规划未来职业的发展路径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
杨丹：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，确实面临重要的未来职业发展规划和路径选择问题，我也从这个阶段走过来，从自身经验出发，我有以下几个建议：

第一是要恪守学术诚信，这是底线问题。没有学术诚信，你的研究成果可能随时面临崩塌风险。当然现在年轻学者确实面临很多学术压力，但这一条要坚守住。我有过这样一个经历：当时与合作者有一项实验性质的研究，经常遇到问卷设计出来、并且找了很多老师同学做问卷调查，但结果出来不理想，甚至有时感觉就差几个样本就能显著。这时候对我们的学术道德是个考验，因为实验研究较为主观，更难被别人检验出问题，但我们一直坚守这一底线，没有结果就是没有，大不了推翻重来。因此学术道德更多是一个自我期许，我们不是担心被别人发现，而更多是我们自己想要求真、求实，做真学问、发现真问题。

第二是专精一个领域。我觉得年轻学者在毕业后，最好能延续博士论文方向或导师研究方向，围绕同一个领域继续耕耘、持续产出。这样有利于年轻学者快速产出足够好、足够多的成果，在领域内建立个人学术声誉、保持研究的延续性。建议博士后同学利用好这段时期，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。当然并不是说要舍弃原来的去追逐新的，而是要在现有领域基础上，结合合作导师的研究方向，找到一个与之前领域密切相关、但又有所区别的突破口，进行研究领域的拓展。

第三是保持学术热情。学术的长久之道在于：保持学术好奇心，保持问问题的勇气和兴趣，保持对学术的敬畏，这是驱动研究者成为一名优秀学者的重要原动力。学术是一项长期的事业，过程充满曲折，需要保持学术热情，持续投入、不断自我激励和自我肯定、长期坚守，相信最终结果一定是好的。

现在很多年轻学者都面临各种挫折和失败，例如跑数据出不来结果、投稿接连被拒、课题申请也不顺利。这些我都曾经历过，譬如我最开始申请自科基金时，虽然已有不错的发表，但是连续三年都申请失败，第四次时我通过向别人学习总算摸索出了课题写作范式，最后申请成功，掌握了“套路”以后，后续申请也就都比较顺利，因此坚持很重要。除了坚持，还应该有广泛地交流学习和不断地自我激励。同时，对于自己的一些小的成就，比如说重要的文章发表了、重要的课题申请成功了，也要给予自我肯定，为自己加油打气。最后，既然选择了学术这条道路，就不要动摇，切忌首鼠两端，在实务和学术之间反反复复，这样极有可能两头都顾不上。

第四是持续关注实践。我们的研究属于应用科学，因此首先要在应用研究上有深厚积累。商学研究本身就是源于实践，跟实务紧密结合。而且中国实践是世界关注的话题，具有丰富的改革场景，带来了广阔的研究话题，提供了肥沃的研究土壤，要挖出这个土壤中的宝藏，需要我们持续地关注现实。如何关注现实呢？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跟实务界密切交流。实务界的很多话题都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，而有时候我们挖空心思想出的某个假设，也许实务界早就有答案，或者早就有猜想和体会，因此这种交流沟通是很重要的。